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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克斯·瓜塔里:论机器

Published in exhibition catalogue Feedforwad: As We May Think, Guangzhou Triennial 2018.

Tega Brain, Deep Swamp, Shanghai, July 2018. Photo: NL


 

本文原载于法文期刊《奇美拉》(Chimeres)(1993年春季第19期)。法文版标题为《关于机器》(A propos des machines)。英文版刊于《哲学与视觉艺术期刊》(Journal of Phi­losophy a

nd the Visual Arts)。原文整理自1990年作者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发表的演讲;该会议的主题为“电影与文学:机器的时间”(Cinema et Litterature: Le temps des machines)。大会由瓦伦斯研究与文化行动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 et d'action culturelle de Valence)组织。感谢弗朗格瓦斯·卡尔维(Mme Frangoise Calvez)和雷蒙德·贝鲁尔女士(Raymond Bellour)允许《奇美拉》杂志对演讲录音进行听写整理。


有关机器的主题已在我的思考中盘踞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它或许更多是作为一种情感的对象而非概念性的对象。我一向对机器着迷,尤记得,当我在索邦大学念书的时候,曾对弗里德曼所著《崩溃的劳动》(Le travail en miettes)发表过一篇论文。当时我的老师看到我与弗里德曼的观点针锋相对,脸上流露出了惊诧的表情。那时我尖锐地反对以机械主义者的眼光来看待机器,相反地,我认为我们可以怀揣在机器中找到某种安全性的期待。自那以后,我便尝试着培育这种机器性的对象;尽管我承认它并非受我所控制,而是引领着我反复摸索的某种命题的核心。最近一次激发我重新对这个主题进行探讨的是皮埃尔·列维的书《智能技术》(Les techniques de l’intelligence)。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这个主题的回归,不过作者是在计算机技术的语境中展开的。诚然,我会坚持采用某种顺着情感的轴线并且通过情感来展开的思想形式;这种思想过程并非宣称要给出一个科学的、公理式的描述。我同样想要强调,这个问题包含着一套完全开放的命题,并且,当我们为了试探这种思想可能会引发怎样的反响,从而将它抛向公开讨论时,我希望它依然如此。

我们正处在一个无法规避的十字路口。在此,机器被视为一种诅咒;在此,盛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机器正带领我们通往一个无人性的情境,而这将导致与一切伦理的决裂。加之,当代历史从事实的层面强化了这种观点,即将机器视为灾难性的,是导致生态破坏等后果的罪魁祸首。我们可能因此而禁不住诱惑想要倒退,回望过去,以此来反抗机器的时代,以便从一种无人知晓的原始的疆域性中重新出发。

皮埃尔·列维采用了一个我觉得非常有用的表达,即“试图击碎存在与物之间的本体论铁幕”。这个铁幕是一直延续至海德格尔之前的所有哲学所专注的事业,而在我看来,打破这个铁幕的一种办法,或许就是通过机器的界面,或者说将机器构思为某种界面,亦即皮埃尔·列维所称之“超文本”。确实,为了要克服这种对于技术的迷恋,以及它偶尔激发出的致命维度,我们必须以不同方式来重新理解和构思机器的概念:从机器作为存在开始,包括处在交叉路口的机器,处于惯性中的机器,机器的虚无特征,以及作为主体、主体的个体化或者集体的主体性的机器。我们可以在文学、电影和神话中看到这一主题;它们所描绘的机器里头住着灵魂并且具有魔鬼般的力量。我并非想要提倡回到一种万物有灵论的思想中去,但我想要提议我们尝试来这样思考:在机器里面,或者在机器的界面当中,存在着某种东西,它不在灵魂、人类/动物/生命这个阶序,而是在原始主体性(proto-subjectivity)的阶序。这便意味着在机器中存在着一种连贯性的功能,它既是与自身的联系,也是与异它性的联系。下面我会沿着这两个线索展开论述。

让我们从最为简单的、几乎是已然确立的观点开始说起。技术物不能被仅限于其物质性。在技术(techne)中,包含着个体发生学(ontogenetic)的元素、规划的元素、建造的元素,包含着支撑这些技术的社会关系、知识的储库、经济关系,以及一系列的界面,而技术物正是将自身依附与这一切之上。从这里开始,我们将会在一种现代类型的技术机器和机器的工具或者说实际物件之间建立起一种关联,并且想象这些这些元素之间是相互连通的。自从莱布尼茨开始,有关某种相互咬合的机器的概念已经诞生,今天我们可以将它称为分形的机器概念,与之配套的其它机器本身是由无限的机器元素构成的。因此,机器的环境构成了机器集合(agencements)的一部分。[1] 进入机器区域的临界元素经历了一个相对平稳的过程,一种物质的统一化过程,就像钢一样,经过了打造、去领域化和统一标准化,最终以便被浇铸成机器的形状。

机器的本质关联到一些流程,这些流程将机器自身的元素和功能以及它异性的关系去领土化。因此,我们有必要提及技术机器的个体发生学,正是个体发生学使得机器将自己朝外部敞开。与个体发生元素并行的另一维度是种系发生的(phylogenetic)元素。技术性机器被困在一种门类(phylum)之中,前后衔接着某些或其它机器。[2] 这些机器是会更新换代的,就像汽车一样,每一代机器会为其后代机器创造实质性(virtuality);这些机器当中的一些特定元素还会开启一个汇合点,从这个点出发将会连通到未来的机器后裔。

当我们将个体发生学和种系发生学这两个类别应用于技术物时,便可与其它本身并非技术性的机器系统建立起关联。在哲学历史中,比起更为通用的系统——即技艺(techne)和技术(technique)的问题——机器的问题一直以来大致被视为次等问题。我想提议对这个观点进行反向思考,将问题反转过来,要让技术问题成为一个更加宽泛的机器问题的其中一个附属部分。既然“机器”已经敞开,向它的机器性环境敞开,并且与社会的构成以及个体的主体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技术性机器这个概念势必要被拓宽,以便容纳机器的集合(machinic agencements)。这一类别囊括了一切作为某种机器来展开的事物,并要求这些事物具有自身的不同寄存器(register)和本体支撑。而在这里,这种有关机器的新观念并非指向一种处于存在与机器之间,抑或是存在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对立;它所牵涉到的是,存在自身在质的层面上所进行的差异化,以及存在自身开始涌现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多样性,而这正是机器矢量的创造性延展。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并非一种作为共同特征的存在,它并非栖息于整个机器、社会、人类以及宇宙的存在当中;相反,我们所面对的是发展出了多重参照宇宙的机器——这些宇宙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异质宇宙,上面刻有历史转折点的印迹,这是一种不可逆的独特因素。

除了原始机器的(proto-machinic)工具和技术机器,还存在着社会机器的概念。举个例子,城市是一个巨型机器;它的功能类似于一部机器。语言学理论家们,如乔姆斯基,引介了抽象机器的概念。抽象机器栖息在语言学或组合关系的机器中。今天很多生物学家由“机器”联系到活细胞、身体器官、个体化,甚至联系到社会身体;在此,机器的概念也同样被树立起来了。在理念的领域——另一种参照宇宙——我们正在见证机器的概念被拓宽——比方说,音乐机器,许多当代音乐家目前正在发展这个概念。逻辑机器、宇宙机器;有些理论家甚至还将地球的生态系统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或是作为一部广义上的机器。回望二十年前左右,我们可能还会召唤出“欲望机器”,它占据着心理分析理论的部分对象(part-objects)—— 作为欲望机器的对象,但是这种对象形式不能被削减为仅仅附属于人类身体的对象。相反,这是有关欲望对象的问题,有关欲望机器、欲望的客体-主体,以及部分主体化的矢量问题;它们所打开的问题,远远超出了身体与家庭关系,而是打开了社会和宇宙的集合以及各式各样的参照系宇宙。

在生物学领域,机器的概念最近被一些理论家们发掘出来,这些理论家包括翁贝托·马图拉纳(Umberto Maturana)和弗朗西斯科·瓦瑞拉(Francisco Varella)。在此,机器被定义为由多种相互关系和不同部件所构成的集合,这一集合同时又与所构成的不同部件独立开来。他们所提出的定义接近于抽象机器的概念,这种定义将机器描述为能够自主创造和自我生成,并且不断地复制自身的构成部件,就像一个系统既无输入也无输出。瓦瑞拉所发展出的理论较为广泛。他反对自主生成,而把这种特征归属于有生命的生物体,归因于一种“外生成(allopoiesis)”——在此,机器将会从外部寻找自己的构成部件。在“外生成”的概念当中,瓦瑞拉将社会系统、技术机器以及所有被划为非生命系统的机器系统编排进来。在我看来,有关自主生成的概念不仅有趣,而且能够探讨出结果。然而,我想我们需要超越瓦瑞拉的主张,要在“外生成”和“自主生成”这两类机器之间建立起一种关联。既然“外生成”机器通常与“自生成”机器形影不离,我们因此可以尝试从“集合(agencements)”的角度将它们放到一起来思考。

另外一个观点来自列维(Levy),它认为机器系统是界面,它们像关节一样彼此咬合——列维将这种形式比作“超文本”——并且这些机器系统界面会慢慢地扩展到整个“机器圈(mecanosphere)”。我想将瓦瑞拉和列维的观点结合起来,同时从自生成的特征和外生成的发展,以及从界面的角度来思考机器,这便授予了机器某种外在政治学,以及异它性关系。

机器并非仅仅是结构而已。它并非仅仅是一种依托于空间和时间,并在自身的构成之间展开的互动游戏;相反,它具有某种连贯性、一致性和本体论上的确定性核心,这一点在能量-空间-时间的坐标展开前就已具备了。这种机器核心,从某些方面来看,可以被视为一种原型主体性( proto-subjective)和原型生物学(proto-biological)的核心,它所具备的特征并没有全部在瓦瑞拉的思考中得到体现。一方面,这些是本体论或者是系统发生学意义上的元素,另一方面,这些也是有限性的元素。机器是有限性的一种载体,它处在出生和死亡的阶序,同时也由此产生出一种迷恋,希冀于它能够作为一种外爆的、被摧毁的或者是内爆的机器;它承载着环绕其四周的死亡,但同时也承载着自身的死亡。

对于自主生成的强调,以及对于一种异质的异它性的发展(它发展出了异它性的寄存器),其来源难以描述或定义,因为它并非一种既存之物,无法随着自身能量-空间-时间坐标的展开而肯定自身。那么,我们如何来讨论这样一种对象,假如不通过神话或者叙事——也就是说,通过非科学的方式?我想这一机器的核心总是在某种意义上与元模式化(meta-modelisation)的系统相互关联,而这种元模式化的系统需要一种理论上的发展。这个主题我在这里不便展开,因为后续我准备在和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合作的一本书中来阐述它。此自主生成和层际(interstratic)断定的核心,亦即一种向外敞开的核心,包含着一种复杂的概念,需要放到一个“不同寻常的”坐标中进行思考。这种机器性对象的复杂性,在我前面所提到的不同的机器性系统中,进行着自我实现并具体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它又常常萦绕在一种混乱之中;这种混乱试图将它分裂,变成完全不同的组合[3]。仿佛这种自主生成的存在,这一机器性的原型主体性,同时被寄存于复杂性和混乱之中。我想,这种混乱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是一种混乱,而应该同时被理解为能够在自身的元素和实体构成中,发展出新的极其复杂的程式。我们来看看在赌场中作为游戏机器的任意系统。在轮盘赌中,你的印象是每一局游戏都是一个混乱系统,它们由随机的组合构成。但是如果你长时间地玩下去,你就会注意到不同系列,对它们进行数据上的运算使得你可以将复杂的组合锁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种随机系统就取决于特定的数学描述;这一套同样适用于混乱系统。混乱承载着具有最高级别的超复杂性(hyper-complexity)的各种维度。有个众所周知的神话,根据它的逻辑,通过任意地挑选字母,我们可以发现哪些字母组合在一起便可以构成马拉美的诗歌。当然,要摸索出其中的规律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但这同时也说明,马拉美的作品就潜藏在这个由字母组合的多重可能性所构成的混乱宇宙之中。

我们怎样才能够让这两种维度——复杂性和混乱——共处在同一个场域里呢?简单来说,需要记住的是,栖息在混乱之中的实体,都是经由一种无限的速度来激活的。因此,它们可以构成最为多样的复杂性,但同时也可以极其快速地将自身的复杂性瓦解。无限的速度这个概念同样把我们引向一种有关混乱的概念,它可能是复杂性的载体。原型主体性(Proto-subjectivity)能够渗透到这些混乱的中心,而同时,与它紧紧相依的,是与自身的死亡以及无限复杂的构成所进行的一种混乱分离。这便是我所说的“把握混乱(grasping chaotic)”——一种对复杂性的瞬间把握;这样的瞬间栖息着各式各样的潜在性。[4] 更进一步地,我想将“超-复杂性”这个术语解释为被接管的复杂性,而非真正被统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存在于一种坚持和重复的关系当中。

在能指的结构性理论中,一个系统的不同构成全部可以从能指的经济性层面进行处理。我们常常会发现,某种信息的量所构成的系统,或是某种二进制系统,它们栖息于不同的、异质的系统当中。在我所提出的这个模式当中,不同程度的复杂性之间无法进行转译,因为它们每一个都是自身的本体意义上的子层级的载体。

我们可以把弗洛伊德的驱动力(drive)理论作为一个例子。它由一种话语的元素构成,它是一种具有表征性、幻想性和叙事性的元素;它同时也由一种非话语的元素构成,即情感(affect)。此外,我们难以理解弗洛伊德是如何处理这种相互对立的,想想这种对立可是处在他所定义的驱动力的核心位置。结构主义者们已经实实在在地把驱动力的情感维度给销毁了,而只是对它的话语元素进行分析;因而在此,驱动力是就能指的经济层面而言的。


在此刻所谈论的机器这个概念中,我并非意将话语性从这种非话语的源头中剥离,这个源头正是对其自身自主生成的肯定。对于能指这个类别中的分裂,清晰可见于图像和想象之物的经济性之中,亦或是在生物链之中——能指相对于这些领域依旧是陌生的。因此,在拉康的著作中所出现的能指经济性,常常沿着一种线性的或是空间性的维度展开。我们都知道这个表达——“能指是替代另一个能指来代表一个主体的东西”。因而主体存在于一种关系之中。某一指定的指示性位置——S1,和另一个指定的指示性位置——S2,共同存在于一种关系之中,而主体就在这两个能指——S1和S2之间的裂缝中漂移。线性栖息于一切有关主体性的概念中,而空间的特点出现在拉康的有关镜像阶段的所有论述里,同时在他后期所发展出的自我分析中也可以找到。然而,我认为限制在这个坐标中恰恰丢失了存在于机器中的核心元素,即一种主体自主生成和自我肯定的元素。不论是在完完全全的个体层面,还是在部分主体性的层面,抑或甚至是社会主体性的层面,这种元素都经历了一种籍由情感而产生的病态关系。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我们从现象的层面来声称某种东西是具有生命的呢?答案恰恰正是这种情感的关系。这并非一种描述,也并非从假想或者推演的意义中得来的某种假设性的分析——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有生命的存在,因此它是一种机器;相反,这是一种直接的、病态的、非话语性的忧惧,出现在机器本体性的自主构成关系中。

自然编码在空间性分类中展开,这些空间性分类有别于能指的记存器(register)。它们熟悉多重的n-空间性维度,比如在晶体学中。编码无法在自身的自主性里运作;相反,生物学的编码是在复杂的空间系统中展开的。DNA的双螺旋系统以最基本的化学物质为基础,在三维空间中展开。在预能指性或者象征性的符号学中,这些表达的线索是平行展开的。比如说,在电影中有不同的叙述线索,包括声音、视觉以及色彩,此外无疑还存在一种句法或者某种关键因素,使得这些线索形成某种同质性关系。它们之间仅仅存在一种平行的关系。这一点适用于所有预能指性或象征性的符号学。比如,在远古社会的仪式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些表达形式,这些表达形式透过语言、神话、仪式,或者空间的布置,如泥土占卜、舞蹈或者身体上的记号来体现。这些符号学的线索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因为它们具有某种机器的整体性——即仪式的社会学机器,但它们相互之间并非完全贯穿;相反,它们只是被平行地排布在那里。

然而,除了能指的符号学,这当中还存在着某种线性,这种线性控制着所有的表达线索。这种线性的关系发生在计算机运算当中。一种能指性的线索可以按照先后次序来描述语言文本,针对图像或者空间关系也是一样。“二进制化(binarisation)”就是将话语系统的整体性转化为二进制的形式。而另一方面,本体和自主生成的机器性参照的不同宇宙则被彻底忽略了。

毫无疑问,在由非能指性(a-signifying)元素构成的符号学之链中存在着某种“超越线性(sur-linearite。这些非能指性元素不再以非能指性符号之链来串联起意义的生产链。比如,在科学和音乐领域,存在某种非能指性机器的纯粹构成。因而,在对“超越线性”的表达成分起着牵制作用的关系中出现了另外一种经济。

透过这些仓促勾勒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符号学和符号性编码的系统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同质的。今天我们可能会认为,计算机知道如何实现编码和表达的不同构成,并对它们进行一种通用化的转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不同的编码系统常常栖息于确定的根源以及表达系统的自我生成的位置性中。因为这一点,它相较于本体核心的非话语性起源总是其次的。

现在我们应该要讨论本体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表现于不同的参照宇宙,后者在不同的话语性系统中被具身化,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要依赖于这些系统。我们如何才能进入到这些系统里面呢?我们发现自己身陷于一种自相矛盾之中,因为我们被抛入话语的系统、时间的关系、空间和能量的交换之中,而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处理确认存在的源头,这些源头本身并非话语性的。同样自相矛盾的是,我们必须通过话语的材料,以存在主义的方式来呈现这些源头,而非再现它们。

在诗歌领域里,韵律和有规则的元素会在表达的层面以及内容本身,形成一个富有诗意的宇宙。这些对于诗歌与音乐之间在本体意义上的交叉而言可以起到关键的作用。在心理分析领域,对象和重复的以及话语的系统,对于主体确认的中心而言提供了存在主义的支撑。例如,在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中,出现不断重复洗手的行为。这种重复行为没有任何可以指代的意义:洗手意味着什么?病菌又是什么?一切事物都是同时呈现的。个体以这样的方式,通过这种仪式来重组自身。他/她在一种部分的主体构成中重新肯定自身,以此来感受自己正处于洗手的过程之中。不过强迫症或许还不是最为简单的例子。有些类型的行为也具有同样功能,例如,咬指甲的行为,或是受到惊吓时反复在脑海中吟唱一个曲调,或者重复同一个句子(好像周围有人在侧耳倾听);所有这些行为都代表着对于一种非话语性关系的“把握”。我把它称作一种存在主义功能。

这种现象同样出现在符号学系统中,某种程度上,语言学家将其描述为一种功能。这里我所想到的一些理论家包括奥斯丁(Austin)、杜克洛特(Ducrot)和本温妮斯特(Benveniste);他们强调“转化器(shifters)”——这些语言元素的存在并非为了提供意义,而是标注出说话中所阐明的主体。拉康本人也使用过这种表演性功能。某种意义上,正是通过这种类型的操作器,他构建了自己那套关于“完整言说(full speech)”和象征性关系的理论。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站不住脚的悖论,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务必要支持——确实,整个世界都处于同样的境况。每个社会都需要承担这个风险,尤其是在科学界以及由万物有灵论者们组成的社会里。它来自于话语性元素,对此我们必须提出参照的宇宙、质的结构以及本体的纹理。因此,我们不得不生产和发展出具有非肉身性的宇宙,在这上面尽管可能会镌刻着发明者的名字或发明的日期,但实际上仍是具有普世性的。这些宇宙将会唤起柏拉图的理念,它们被铭刻在历史中;它们是刻痕、变异,上面标记着某种不可逆的、奇异的因素。

皮埃尔·列维将口头和书写这两种模式的机器,同运算机器区分开来。在文字处理的机器所构成的宇宙中——这完全改变了我们与表达之间的关系——他注意到界面的存在,它们构成了这个新的参照宇宙,同时也使其变得奇异而独特:书写、字母、印刷、运算、激光打印机、莱诺排铸机、数据库、图片以及远程传输等。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机器。今天的儿童从使用文字处理器开始学习语言,他们的参照宇宙已经不同以往,它们既不是从认知的角度(认识到如何会有另一种不同的记忆组织,或是记忆,诸如此类),也并非从情感维度的阶序,抑或社会和伦理层面的关系出发。

这种机器的狂乱为我们带来了什么?让我们来看一些制度的客体,例如,精神病人收容所。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辩解来完全否认主体间的关系:精神病人向专业人士寻求关怀,而专业人士则给他们开具药方,为他们分析心理症状,并从行为上对他们进行引导以使其康复。然而,在这种主体性的概念中,个体被关在单独的房间里,被强迫建立起某种交流。这是一种“交流性参照”的宇宙。我们必须颠覆这种角度,从而避免实体之间一开始就是相互隔离和封闭的状态,因为这当中意味着某种“交流”和“转移”的模式。与这种观点相反,“转移”要先一步开始;它的存在必须是优先的。一种主体化的机器可能(也可能不会)存在,这要看是否存在不同本体和主体主张之间的边界跨越。在自主生成的关系中的那一刻,存在着某种直接的、病态的对于情境的认识——“发生了一些事”。当一部有关爱或恐惧的机器被激活的时候,这并非是由于话语、认知或者是演绎的句子所导致的效应。相反,它是直接发生的。而这部机器将进阶性地发展出不同的表达方式。

拉博德疗养院的建立(原则上)是作为一种主体化的机器,而它自身则是由“主体化的n个子整体(n-sub-wholes of subjectification)”所构成的。从病人抵达疗养院的那一刻起,这些主体化之间的关系必须要在病人和医生之间运作。进一步的关系不仅仅建立在病人和他们的咨询师之间,也建立在动物和机器之间。这一切必须能够生产出——或者作为关照的矢量——为精神病患者给予存在的力量,帮助他们度过一种本体失衡的阶段。我们可能对这个消极的声明感到满意:“一切都很好,我们在与病人面对面的时候并非是孤独的,还有很多相互间的关系存在着”;亦或,在此人们是否可以在机器的虚拟线上工作?在那些由不同的子整体中诞生出来的机器的异它性线索上工作?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考虑到厨房是主体化的一种自生成源头,那么势必就要意识到它的空间,它的建筑维度,就要在空间内产生出更进一步的交流,否则它就变成自我封闭的城塞。今天,现成食物通过货车被运送到医院的厨房;因此便不存在主体化的机器了。然而,机器-厨房不仅仅是一个空间而已,它还包含在里面工作的后勤人员所受的训练以及他们之间的交流。厨师会在其它服务区进进出出,这样他们便能够理解在其它工作区间的异它性的位置。因此,这是一种复杂的机器,一种界面系统。同理,对于医院的其它服务也是一样。例如,学习开车对于精神病人而言是一个重要时刻;精神病人可能无法与人建立对话交流,但却能够自己开车。因此,这里所发生的是一种主体性构成,它取决于不同集合之间的连贯性。当中有些集合可能会失去他们的连贯性,但是其它形式的连贯性又会出现。正是这样,当进入一种行为性本质的序列关系时,我们可能会发现笼统的连贯性丢失了,而这恰恰激发出一种人类之间的原始状态条件,这种状态存在于传统医院中;现在,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开诚布公了。

机器的自主生成和“超文本”位置因而具有了某种实用潜能;它允许机器构成的创造性立场得以产生,而这种立场是在面对本体论的铁幕将主体和物分隔开来时产生的。



本文选自 安德鲁·本雅明 (Andrew Benjamin)编 《复杂性(Complexity)》|《哲学与视觉艺术期刊(JPVA)》No.61995年,第8-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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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文原文中的Agencement一词,英文通常译作“assemblages”或“arrangements”。英译文中保留了原文用语。

[2] 德勒兹和瓜塔里对于“机器形态(machinic phylum)”的定义参考“游牧学论纲——战争机器(Treatise on Nomadology-The War Machine)”,见《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 第406-10页;布莱恩·马苏米 译(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

[3] 参照德勒兹和瓜塔里 著《1O.OOOBC: 道德谱系》(《地球认为自己是谁?》)(1O.OOOBC: The Geology of Morals [Who Does the Earth Think It Is?]),见《千高原》;德勒兹与瓜塔里讨论分层的时间,见《哲学为何物》(What is Philosophy),格拉汉姆·波切里 & 休·汤姆林森 译 (伦敦和纽约:Verso图书,1994年)。

[4] Grasping chaotic系法语原文中的用法。